依照初中历史和政治课本的讲述，中国之所以在近代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主要原因是生产力落后了，落后就要挨打，挨打于是更落后，然后恶性循环，这个从总体上来看当然是没错的。于是乎网上就有很多人将其归罪于当时的封建统治者，认为他们故意打压先进生产力的发展，盲目自大，甚至认为换一个穿越者取而代之，就能够改变历史，如何如何，其实这种看法是有些偏颇的。

原因很简单，如果你告诉一个1840年之前的清朝人西洋人的生产力水平比大清高，那个清朝人肯定会笑掉大牙，觉得你是个神经病，这并不是这个清朝人无知，而是因为清朝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独一无二的奇葩，一个手工业国家能够用纺织品、陶瓷制品等工业品向一个已经开始工业化的国家搞倾销，逼得对方不得不贩毒来制止白银外流。你总不能说出超国家生产力水平比入超国家生产力水平低吧？

显然，十八十九世纪曼切斯特和伦敦东区的水力、蒸汽纺织机肯定比同时代中国松江织户的手工机械要先进，但从国际市场来看，欧洲的纺织品很长时间都却不是中国和印度手工织物的对手，刨除掉其他因素之后，西欧市场的人力成本要远远高于中国，当工业化刚开始的时候，技术的提高还不足以弥补人力成本的巨大差距，其结果就是明明技术更先进的欧洲纺织品却斗不过成熟的中国手工业纺织品。

这也是古代中国长期不愿意引进先进技术的原因——人力成本太低廉了，有近乎无限的熟练劳动力供给，国内国际市场就那么大，使用先进技术只会让大量的人失业，威胁社会稳定。任何一个理智的统治者都会对新技术推广持谨慎态度，这和统治者的道德水平无关。

那为何会出现这种现象呢？其实在中世纪之前，中西方的人力成本还没有出现很大的差别，但十五世纪对新大陆的发现给西欧带来了海量的金银输入，加上几乎是同时代的黑死病传播，人口剧烈减少，金银货币海量流入，其结果就是物价和人工工资迅速提高，各种可以替代人力的机械变得有利可图，贸易兴盛，以金银计价的地租贬值，从而带来了西欧资本主义的迅速发展。

而同时期的中国人口增长、生产效率提高、市场上的物资越来越多，这原本是一件大好事，但古代中国是一个金银铜都很匮乏的国家，结果就是市场上货币匮乏，变成通缩，富人有了好的铸币就藏在地窖里，这愈发加剧了市场上的钱荒，由于缺乏足够的通货，商业贸易也日渐萧条，雇工的工资越来越低，甚至出现大量只需要一日两餐，没有任何工资的劳动者，在这种社会有任何搞技术进步的必要吗？答案显而易见。

这一切直到明代中叶才发生了改变，西方殖民者的到来将中国纳入了全球贸易体系之中，美洲和日本的大矿山开采出的海量金银流入中国，带来了东南沿海的繁荣，这也就是著名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其实这些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和当时中国的绝大多数人没啥关系，他们和今天东南沿海的东莞、深圳、顺德、晋江等地有异曲同工之妙，只不过几百年前出口的是生丝、茶叶、陶瓷、布匹，付账用双柱银元、鹰洋、倭金、倭银；今天出口的是电器、液晶电脑、手机、衣鞋，付账用是美元、日元、欧元。都是利用国内过剩的廉价劳动力，向国际市场换取硬通货，一旦国际市场需求变少，流入的硬通货变少，国内的繁荣立刻就土崩瓦解。

这就带来一个新的问题，为什么十五世纪新大陆的金银流入引发了欧洲的价格革命，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最后让欧洲统治世界近五百年；而十六世纪开始流入中国的海量金银没有让中国发生价格革命，在中国本土发生资本主义呢？

原因很简单：体量大小，很多人喜欢拿古代西欧和中国相比，其实这种比较是不恰当的，从人口体量和土地面积来看，十五十六世纪的西欧充其量能和中国的一个南直隶行省比拟。举个例子，1430年英国人口为210万，而1393年(大明洪武26年)刚刚经历了元末战乱的苏州府的人口为235万人，显然1430年的苏州府人口肯定会比这个数字大得多。如此巨大的体量差距下，要想造成同样的效果，需要流入的金银数量自然也要大得多，现实也证明了这一推理，明清两代的中国的白银购买力的确在不断下降，而且当时的中国有“白银黑洞”的美誉。

但对于王文佐来说，幸运的是他穿越的时代人口要远远少于明清时代，而且江南、江西、福建、广东还有大片的土地可供开拓。换句话说，当时无论人口还是经济总量都会远远低于后来的明清时代，只需要控制日本的金银矿，他就能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一场价格革命，这才是他真正想做的。换句话说，他只在乎白银流入中国，至于抢来的还是换来的他根本不在乎，甚至换来还更好，因为换来还能发展一批商人、船主和手工业者，抢来只会便宜一帮丘八。

“如果实在不行的话，索性把这灰吹法送给倭人也好！”王文佐笑道：“反正他们提炼出来的白银也只能买唐货，他们挖的银子越多，流入大唐的银子就越多，至于其中的过程倒是无所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