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在水浒世界中发生的“坏人坏事”被施耐庵用讲故事或演义的形式一一展示出来，以此劝告世人，一但当你遇到或处于以上相同或相似的环境，不要去做或者不去选择，我们要认清他（她或它）们的由来，发展和由此导致的恶劣结果，恶劣环境。及时规避或制止再次发生，引以为鉴。

明老师：“水浒”是一部“好”反面教材，不能等同于“好教材”也就不是“好人好事”。里面的人物也就“不是好汉”，更不能以“好汉歌”的正面形象加以传唱。这是我们对“水浒”错误的理解和错误的定位所造成的。

以宋江为核心的梁山是脱离了当时的“国家”代表：“北宋皇朝的统治区域”。是一个“水浒”世界。北宋皇朝的官府势力是无法管控这一区域。当时年代，国家的代表是赵姓家族为皇族的封建皇朝，皇帝是核心领导人，宋江想被招安，他能反皇帝吗？

不能！那皇帝为什么会被推翻呢？

这就是属于皇帝的“智慧”选择：如果皇帝很贤明，他会任用贤臣，国家就政治清明，则国力就强盛，百姓受到的压迫就少。如：

唐太宗的贞观之治，唐玄宗前期的开元盛世。

如果皇帝很昏庸，信任奸臣当道，国家就政治黑暗，则国力逐渐衰败，百姓会受到更大的压迫，会反抗，会改变自己的选择。

如东汉的黄巾起义，唐玄宗后期的安史之乱。朝代更迭就是黄帝的错误选择而得到的代价：开元年间，唐玄宗选择任用姚崇，宋璟为相，天宝年间，唐玄宗选择任用李林甫，杨国忠为相，结局相差太大。

由此可见，皇帝选择任用大臣的重要性。

我们也要好好反思：为什么会出现如此重大的错误？

我和秋老师一直探讨这个问题，我们阅读许多当代文学作品，发现很多作品中，尤其是一些海外翻译作品、台湾地区的文学作品中，在提及国家的时候，往往出现的是家国这个词，在对国家情怀的表述时，用的却是家国情怀的流露，他们把“国家”和“家国”混及一谈。大家也许觉得没什么了不起。

在现代的思想领域，有人为的混淆概念的意图，梁山好汉—好汉—英雄好汉的模糊处理。

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活的身体健康的男子均可称为好汉。

但“英雄好汉”是受到时代限制的好汉，是代表当时那个时代或年代的“正能量”的人物，与好汉不能完全划“=”号。

而“梁山”好汉是受到时代和地域双重限制的名词，他的“价值观”和“道德观”与正常社会的“价值观”和“道德观”是绝然不同的两类人。

在当代文明国家的阳光下，“梁山”好汉就是一群不讲义气、只见利益就上的“恶汉”。

同样，国家—家国—家国情怀如出一辙。

但恰恰就是这两个有截然不同的概念：国家是一个实体存在，不会因为时代的变迁而改变。

“天道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

在亚洲的东方，在中华大地这个行政区域内只有一个国家：中国。在不同的年代出现的不同的皇朝是被当时生活在这片广袤中华大地上的中国人民所认可，他们建立的国家是当时那个年代的“中国”代表。

到了现代，中华大地上同样建立了一个以“共产党人”为核心领导的国家代表，也是得到了亿万人民认可的、选择的、惟一的国家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被取代的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独裁统治的“党国”。他们败退到了台湾，就失去了做为“国家代表”的资格，沦为割据一方的地方武装集团。

我们作为评论员，是对施耐庵书中的人物在其人生进行选择时进行“对与错”的评说，而不是对施耐庵的“水浒”进行评说。

如果真的要我们评论，那么施耐庵的“水浒传”则是历朝历代中经典文学中经典之作。

因为它无论是写作手法、人物刻画、场景布置均比“三国演义”、“红楼梦”还要高明一筹。我们今天的评论是对施耐庵“水浒传”的忠实还原。有利于对“水浒”更深刻的帮助了解施耐庵真实写作意图，让大家体验水浒中表现出来的超能力。

秋老师：“汉贼不两立，王业无偏安”。经常有学生问到：如何评价岳飞？就一定要提到“精忠报国”，这个国指的是“国家”—以“赵”姓为皇族的封建皇朝—史称“宋朝”，所以岳飞精总报国的国家代表包括了“徽宗-钦宗-高宗”这一脉相传父子三人的核心人物。高宗是钦宗的八弟，本来是没有资格做皇帝，但北宋朝整个皇族都被金军俘虏，只有赵构南逃，才继位皇帝—即宋高宗。

一个国家有很多标志性的人或物。是一个国家象征，代表一个国家的尊严。

“象征不可被侮辱，尊严更不能被践踏。”

所以要“北伐”就是“不认输、不服输、不退场”的战争的形式去追求雪“靖康耻”、灭“臣子恨”人生目标。

岳飞和秦桧